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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裁定1.6亿环境公益诉讼二审有效 专家:应成为指导案例

来源:人民网 时间:2016-01-22 10:01:35作者:


  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迄今为止标的额最大的一桩案件,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公开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之后,正式划上句号。原案被告常隆、锦汇、施美康、申龙、富安、臻庆6家公司被判赔偿如泰运河、古马干河水体污染的环境修复费1.6亿余元、鉴定评估费用10万元。

  2014年12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这6家公司在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期间,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盐酸、废硫酸总计2.5万余吨,以每吨20~100元不等的价格,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企业偷排进如泰运河、古马干河中,导致水体严重污染,并作出上述判决。

  锦汇公司不服二审判决,于2015年5月8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昨天,最高法为决定申请再审是否成立而召集了公开庭审,在庭审前日还特别召开了庭前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最高法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珂认为,这表明了最高法对这个案件的重视程度。

  庭上三大争议之一:原告有没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原案的原告是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下称联合会),性质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在新环保法于2015年1月1日施行之前,法律没有对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做明确许可,也未明确否定,业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主要取决于各地法院实际是否受理公益组织起诉的环保诉讼。

  锦汇公司代理人在昨日庭审中提出,案件发生和审理都在新环保法生效之前,因此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判断,应当基于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认为,由于直到新环保法生效前,在“有关组织”的问题上,法律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因此联合会的起诉并不合法,也不符合我国过去的法律实践,甚至按新环保法“成立满5年”的标准,联合会也不符合要求。

  相应的,联合会则提出这条法律的断句有不同解释:应当理解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因此组织的起诉权利并没有被法律限定。

  最高法认为,联合会的起诉“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并没有对第55条的理解作出阐释。

  周珂认为,在本案中这不是个大问题:“江苏当时正在进行环保公益诉讼的试点,法院有一定权限,他们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就可以受理。”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最高法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树义认为,这个问题发生在新环保法生效前的空白期,法律没有回答主体资格的问题,“但我们的司法机关应该彰显这种理念:法院是定纷止争的场所,到我这里来,我不能不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他们受理、摸索案件的过程是难能可贵的。”

  庭上三大争议之二:是正常交易合同还是明知故犯的污染排放?

  锦汇公司一方认为,自己并不应当对河流被污染的结果承担责任,原因在于被排放的副产酸虽然是来自自己公司,但是其通过正常签订买卖合同转让给江中公司的,而后者自行将其排放入河,此举非己方所能控制,双方也无意思沟通。

  联合会则指斥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他们认为,锦汇公司用低达1元1吨的价格将副产酸转让给江中公司,还为其补贴20元每吨的“运输费”,并且用油票等方式冲抵发票,这种倒贴式交易绝非正常的买卖合同:“如果真是运输费,为什么按吨位而不是运输里程来计算?”

  最高法宣判时认可了联合会的说法:“此种补贴销售行为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锦汇公司对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酸的处置应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

  最高法还进一步认为:“虽然锦汇公司并未直接实施倾倒行为,但其在明知市场低迷,对副产酸进行无害化处理需交纳高昂处理费用的情况下,为节约成本,采用补贴运费等方式将副产酸交给不具备处置资质的江中公司,并长期放任江中公司将副产酸倾倒入河,其行为与如泰运河、古马干河水体污染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庭上三大争议之三:修复费用的计算方法是否合理?

  作为6名被告之一,锦汇公司被判负担四千余万元的环境修复费。昨日在庭上,其代理人提出,修复费用指的应当是将水体恢复为污染前状态所需要花费的费用,而次年周边城市公布的环境公报表明,两条河的水质已经自净恢复到国家正常标准范围内,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联合会作出了具体的修复行为,或承担了任何修复费用。

  同时,他还对联合会采用的修复费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

  联合会则认为,6家公司倾倒的工业废酸对河流水生物、河床的损害所需要的实际修复费用,远远超过诉讼请求中所提出的数额。环境公报的水质检测仅涉及地表水,某些特征污染物如硝基苯并不在公报的常规检测项目中,但它们长期累积下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极大。在这种背景下,锦汇公司提供的检测方法最多只能作为参考数据。

  王树义直陈,生态功能和环境修复“不是1.6亿能解决的问题”。他认为,重点不在于让被告赔多少钱,而是让其恢复被污染的生态环境,这应当是今后同类诉讼探索的价值取向。

  他认为,以2014年最高法专门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为起点,我国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司法在环境保护中作用的发挥。“这一次,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在通过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有了环境公益诉讼这个新制度,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它,希望那些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社会组织能够踊跃地提起公益诉讼,共同保护我们的环境。”

  他还认为,此类案例应当成为指导性案例,其中对部分法律适用的认定方法,可成为以后各地法院审理和探索类似案件时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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